“结干亲”，作为拟亲属关系构建的重要民俗形式，模拟核心家庭的关系模式，广泛存在于各类人际关系之中。在中国多民族交往语境下，各民族之间普遍存在干亲关系。在鄂尔多斯与宁夏接壤地带，汉、蒙古、回等民族之间有着由来已久的干亲交往传统。这种民间实践打破血缘、文化、宗教的固有边界，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这既是培育和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典型范例，更是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度叙事。
干亲民俗的形成脉络
清末至民国时期，随着黄河东岸陶乐湖滩一带逐步开发，逐渐形成聚居村落。回族多居于沿河宜耕之地，汉族亦在此垦拓定居，蒙古族则依托北部草场延续传统游牧生产。随着同一块土地实现从游牧向农耕的转型，汉、蒙古、回族群众积极打破隔阂、主动相处，农牧商三种生产方式也经历了从纷争对峙到交往互动、再到互补共生的发展过程，结干亲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润滑剂。
当地蒙古族牧民希望借由结干亲为孩童祈福护佑，祈愿孩子平安康健；迁居于此的汉、回族民众，也希望借此联结本地社会，拓展人际网络，更好地扎根立足、融入地方生活。在各族民众的观念里，缔结干亲关系，能够打破原有血缘圈层的界限，为孩童求得庇护。牧民看重回族坚韧顽强的民族特质，也欣赏汉族务实勤勉的民风，由此与汉、回族民众缔结干亲。这种干亲往来，成为游牧与农耕群体之间增进情谊、融通关系的重要方式，助力各族群众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
从汉、蒙古、回族干亲往来的早期实践可以看出，各族群众以干亲形式开展交往，是边疆治理与民间自发实践双向互动催生的社会现象。鄂托克旗与原宁夏陶乐县地处沿河农区与硬梁地牧区的过渡地带，当地农、牧、商共存互惠的经济格局，搭建起各族群众互利协作的经济联结，成为各族群众携手发展的坚实纽带。这种经济上的共生互惠，进一步孕育出情感上的共鸣相融，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深厚基础。
干亲交往的礼俗与内涵
汉、蒙古、回族缔结干亲的交往实践，依托特有的行为规范，逐步孕育出鄂托克旗与原陶乐县各族群众共居共守、共建共享的共同体文化，推动各族群众在日常相处中实现情感互通、文化互鉴。
干亲缔结有着一套极具民族特色的仪式，整体以蒙古族民俗为主，流程简洁庄重。通过敬献哈达、互赠礼资物件、赐名、孩童寄宿等仪式环节，确立干亲关系。随后的生产生活往来是维系干亲关系的重要载体。农忙时节，干亲之间互通物资、人力，农耕与游牧经济优势互补。日常生活中，各族群众尊重对方风俗习惯，比如在有回族干亲的牧民家中，凉房墙上普遍挂着一口白锅，专门用于接待回族干亲，以细节彰显包容互鉴的相处智慧。这种礼尚往来、互利互惠的现实交往，推动各族群众之间涵养出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思想意识。
节庆礼俗、人生仪礼也进一步夯实干亲纽带。春节、开斋节等重要节点，干亲之间都会互赠礼品，维系干亲关系、增进情感认同；在婚礼、乔迁等重大场合，干亲不仅会在物质、人力、资源上倾力相助，当地民众更会通过专属宴席规制、靠前尊位排布等礼仪细节，凸显干亲关系的特殊分量与重要地位，充分彰显了各族干亲之间深厚真挚的情谊与对等尊重的交往准则。
干亲交往的时代嬗变与价值
随着我国商品经济日趋成熟、交通基建持续完善、基层医疗体系不断健全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全面普及，让传统干亲习俗的生成土壤逐步弱化，宁蒙交界地区汉、蒙古、回族群众新缔结干亲的民俗行为已逐渐减少。尽管如此，存续至今的干亲关系，依旧深度嵌入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是干亲家庭社交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部分干亲长辈已然离世，结下的深厚情谊与温暖往事，被他们后辈口耳相传、代代铭记。
承载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厚底蕴的结干亲民俗，在社会现代化转型、家庭结构迭代更新的时代背景下，虽然逐渐走向自然调适与融解，但这并非民族交往的消退，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所承载的祈福护佑、沟通联结、互助共生、文化融通等核心功能，并未随习俗流变而消逝，而是以新的样态、新的载体得以传承延续。同时，干亲交往所推动的各族儿女从小家相融、到大家共生、再到家国同心的进阶发展，完成了传统民俗赋能民族交融的时代使命，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民间实践经验。
干亲往来的生动实践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抽象的理论建构，而是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互动中积淀形成的实践成果，是各族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真诚相待、交心相融、守望相助的必然结果。在干亲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中，各族群众逐步打破单一血缘与民族的边界桎梏，凝聚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强大合力。
作者：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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