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帮助下，陈云深入探究“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问题，通过深学细悟毛泽东著作特别是贯穿其中的实事求是思想方法，概括和阐释了“交换、比较、反复”的避免少犯错误的方法。陈云的这一思想成长历程，体现在《陈云文选》第一卷收录的《怎样才能少犯错误》中，这篇文献是1947年2月7日陈云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重温这篇经典文献，对于深入了解我们党重视掌握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
陈云以“我们可不可以少犯错误？”这个具有普遍哲学意义的问题开篇，发人深省。他回顾了延安时期，就犯错误的根源问题向毛泽东求教的故事。陈云提到：“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由此，陈云将对犯错误根源问题的认识，从之前局限于“经验多少”校正到“思想方法问题”的正确方向上。在进一步思索过程中，陈云采用最直接的途径，“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著作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希望由此探寻出科学思想方法到底是怎样的。
陈云从哲学上、思想方法上认识到错误的本质和根源。他写道，“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这个认识正是唯物辩证法对错误的科学认识。陈云说：“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明确了错误的本质和根源，也就找到了回答“怎样才能少犯错误”这个问题的钥匙。为此，他指出：“我认为我们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
循着全面“了解情况”以实现主客观相统一的思路，陈云进一步将人犯错误的原因聚焦到认识的“片面性”上。他指出：“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说，它并不合乎实际。”陈云结合自己的经历认为，认识的难点就在此处。他指出：“实事求是既容易做到，也难以做到。”他说的“容易”，是说“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找出对策”，他说的“难”，是说我们常常容易“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要避免这个认识的片面性又是很难的。
“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
明确了“认识上存在片面性”这个犯错误的病灶之后，陈云给出了他对“怎样才能少犯错误”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为三条：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
关于“交换”。“所谓交换，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交换的目的在于能使自己对事物认识得更加完整”。陈云指出，交换的重点难点在“相反的意见”，“交换时要特别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见，相反的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事物认识的不足”，“要做到交换，特别是要做到同反对自己意见的人、同其他阶级的代表交换意见”。文中，陈云详细阐述了为什么以及怎样与“相反的意见”进行交换。他提出：“我们应该收集反对意见”，“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我们要把它驳倒。愈是不正确的，就愈要把它驳得彻底。既然要批驳，就得找论据，这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由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可以说，强调与相反的意见进行交换，充分发挥相反的意见的认识论作用，是陈云思想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
关于“比较”。 “交换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事物，比较则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陈云指出，“比较”有如检验黄金纯度的“试金石”、验血用的“参照的标准”，“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陈云还强调比较是作决策的重要方法，他以坚持在南满斗争的决策为例，“今天我们要不要在南满坚持，只要把现在坚持所带来的牺牲与将来退到长白山可能造成的牺牲，大小轻重，有无价值，加以比较，就容易作出必须坚持南满斗争的决定了”。
关于“反复”。 “反复，首先要在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使认识更正确”；作为实践与认识相统一的过程，“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陈云强调这是“最要紧的”。
在详述了“交换、比较、反复”的具体内涵之后，陈云总结道：“从我的经验看，如果上面说的三条要求都达到了，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历史和实践证明，陈云提炼总结的这三条思想方法结晶，指出了一条怎样做到实事求是的正确途径。
“有了坚定的立场，才能掌握这个方法”
在深刻分析和回答了人“为什么会犯错误”“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问题后，陈云又专门论述了“怎样对待错误”的问题。他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是不充好汉，不爱面子”，要“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这也就是他一贯强调的“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认为“党内只应当有这种态度，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态度”。
对于自己的错误，陈云认为不能文过饰非，要丢掉面子、正视错误，将错误视为成长进步的契机，否则将适得其反。他告诫说：“如果不从认识自己错误上求进步，装洋蒜，一定要跌觔斗。愈怕丢脸，一定会丢脸。不怕丢脸，反倒可能不丢脸。”对待别人的错误，陈云认为党内同志都要立足“客观事实”来认识，这样才能达成共识、减少扯皮，把事情办好。
陈云进一步指出，一个人要做到正确对待错误和掌握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前提是要把立场摆正，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而不是为个人打算的个人主义立场。他指出：“论事不论脸，这里有个立场问题。有了坚定的立场，才能掌握这个方法”，“真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大家如果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办了”。反之，“如果尽是为个人打算，一辈子也掌握不了这个方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个人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矛盾就在这里。”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日益严峻，矛盾问题错综复杂，新形势新任务更加要求我们坚持和运用好实事求是这个制胜法宝，以科学战略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
摘编自2025年6月13日《学习时报》
原文摘录
我们可不可以少犯错误？这个问题提得好。拿我来说，我是中央委员，我犯了错误，影响就比较大。
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
后来，我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著作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再次考虑，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比如，蒋介石为什么说三个月或者五个月就可以消灭我们呢？他的这种错误的判断，就在于他对我们的兵力是同群众密切结合的这一点缺乏估计，同时夸大了自己精锐武器的作用，忽视了自己军队的士气低落和同群众的严重脱离。敌一九五师的失败，也是由于赵公武和陈林达对我们部队的认识不对，他们错误地认为我们兵力分散，不能集中。我们这次在敌后，有些同志有点惊慌失措，原因是他们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明明是个瓜皮帽，却把它看成了猫耳山。因此，我认为我们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我在延安时从枣园出来后到财办工作，如果要我明天做报告，当天晚上还忙于搜集材料，以了解情况。不忙于决定对策，而首先了解情况，这才不是本末倒置。
实事求是既容易做到，也难以做到。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找出对策。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说，它并不合乎实际。所谓难也就难在这里。我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犯错误都是因为认识上存在片面性。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为三条：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
交换是带头的。所谓交换，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交换时要特别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见，相反的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事物认识的不足。相反的意见即使错了，也有可能反映了事物的一个方面，或者包括一些历史经验的推论。因此，对同自己相反的意见，我们也要作些分析，吸取其中有用的部分。陈独秀的错误，李立三的错误，王明的错误，不是由于这些人发神经病，或者因为他们是傻瓜，主要是由于他们夸大了事物的一面，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一九三〇年的革命高潮，只是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运动处于低落时高，而不是比大革命失败前高。红军力量比过去是大了，但还不是大到足以打垮蒋介石军队的程度。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使全国的抗日反蒋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但还不是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四中全会的错误结论，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决议，都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我们不能说犯错误的同志对形势的判断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他们夸大了客观事物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应该收集反对意见。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我们要把它驳倒。愈是不正确的，就愈要把它驳得彻底。既然要批驳，就得找论据，这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由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各种资产阶级的、假马列主义的错误思想，为毛主席的真马列主义的正确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毛主席的著作都是采取这个办法写的。如写《论持久战》，他先收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论据，经过分析、批驳，得出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这个正确的结论。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主席首先批驳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或者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或者只要抄用北伐战争的经验，就可以解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错误意见，然后提出必须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尤其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战略战术的正确主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是先批驳文艺是超阶级的、文艺工作者无所谓阶级立场的观点，进而阐明了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所以，要做到交换，特别是要做到同反对自己意见的人、同其他阶级的代表交换意见，首先要明确交换的目的在于能使自己对事物认识得更加完整。同时，要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立场上想一想，他们的意见是否有道理，凡是有理有据的都要吸取。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往往不喜欢同自己意见相反的人谈话，互相交换看法，这是不好的。
交换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事物，比较则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检验黄金的纯度要用试金石，验血也有参照的标准。我们如果用比较的方法，把一九三二年的革命高潮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相比，再与上海三次暴动时相比，就知道一九三二年的革命高潮达到什么程度，然后再决定我们的策略，这样就不至于采取“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前几年有位美国将军叫史迪威，他派观察组到延安，拿我们对美国的政策，来比美国对我们的政策，结果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所以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又比如，今天我们要不要在南满坚持，只要把现在坚持所带来的牺牲与将来退到长白山可能造成的牺牲，大小轻重，有无价值，加以比较，就容易作出必须坚持南满斗争的决定了。
比较仍然是认识的过程，反复则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反复，首先要在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使认识更正确。而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
从我的经验看，如果上面说的三条要求都达到了，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是不充好汉，不爱面子。如果不从认识自己错误上求进步，装洋蒜，一定要跌觔斗。愈怕丢脸，一定会丢脸。不怕丢脸，反倒可能不丢脸。要论事不论脸。做到了这一条，自然不会一听到反对意见，就毫不思索地跳起来。
我们要求犯错误的人论事不论脸，同时要把客观事实拿给他看。大家都根据客观事实想问题，定政策，自然可以求得党内一致。
论事不论脸，这里有个立场问题。有了坚定的立场，才能掌握这个方法。如果尽是为个人打算，一辈子也掌握不了这个方法。个人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矛盾就在这里。真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大家如果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办了。党内只应当有这种态度，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态度。在两个人谈话中可以承认错误，在小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大一点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千万人面前也可以承认错误，这叫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这样，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办了。
——摘自《陈云文选第一卷<怎样才能少犯错误>》
当前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