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畜双承包责任制，到“三权分置”改革，再到轰轰烈烈的新牧区建设，在不断推进的改革发展中，内蒙古千里草原正在经历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的历史性跨越。而要读懂近40年来中国“三牧”的故事，就要将目光投向位于北京正北方的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这里天然草原面积大、保存较为完整，属典型的草原畜牧业生产区，可以说，其发展变迁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牧”改革极具代表性的缩影。 

草畜双承包 

为牧区改革拉开序幕 

　　草原之变，始于承包。改革开放以来，牧区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牧民生产生活面貌的一切变迁，都与草畜双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分不开。 

　　1982年，根据中央连续3年关于农村牧区工作的1号文件精神及自治区的统一部署，锡林郭勒盟开始探索推行草畜双承包责任制。草畜双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前所未有地释放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牧民的观念里，草场和牲畜从“公家的”变成了“自家的”，干活也从“给公家干”变成了“给自己干”。大集体时代，大家的生活水平差别不大，一旦分开单干，则高下立判。勤劳、懂技术、善经营的牧民很快脱颖而出，逐步走上富裕之路。 

　　今年51岁的包红伟，原是生产队里的驼倌，1983年从队里分到了4峰骆驼、1头牛和11只羊，到现在发展到200多峰骆驼、100多头牛。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在当地牧民中率先骑上摩托车、买上电视、开上汽车，又率先用上了手机、住上了楼房。在广大牧区，每个苏木、每个嘎查都出现了像包红伟一样先富裕起来的牧户，他们成为草畜双承包责任制较早的受益者。 

　　然而，小牧经济加定居放牧的组合，也给草原生态带来了不可承受之重。分草场之初的十几年里，千畜户、万元户成为锡林郭勒盟牧民竞逐的目标。可是，再好的草场也经不住无限制的超载，特别是1999年至2001年连续3年大旱，给人们留下了沉痛的记忆，也催生了生态意识的觉醒：对草场的掠夺性使用，终将断送子孙后代的生路，只有追求草畜两旺，才是草原发展的长久之计。随之，核定载畜、围封打草、划区轮牧、禁牧休牧等新型养牧方式，在锡林郭勒盟得到全面推行。 

　　阿巴嘎旗洪格尔高勒苏木萨如拉图雅嘎查的老支书廷·巴特尔，一直有着超前的畜牧业经营思路：在当地牧民中，他是最早进行草籽补种、最早围封打草和划区轮牧的，也是最早践行“减羊增牛”的。初秋时节，来到廷·巴特尔的牧场，他向我们展示了在自家牧场拍摄的照片：捕鼠的狐狸、吃草的狍子、“打尖住店”的水鸟、水塘里的大鱼，还有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牛群……他家的草场有5900多亩，在当地不算大，却生长了270多种植物，有100余种野生动物出没。令人羡慕之余，也让我们心生好奇：别的牧民家草场只养活牛羊马驼，怎么他的草场既养牧了牛群，又养活了这么多“不速之客”，还如此欣欣向荣？原来，廷·巴特尔一直把牛群规模控制在50头左右，羊一只不留，不到核定载畜量的一半，他将网围栏底部留空，用多余的生态空间招揽野生动物前来“安家落户”，通过引入“大循环”强化自家“小牧场”的生态功能。在廷·巴特尔看来，经营牧场要找到一个收益高、投资少、劳力省、生态好的“平衡点”。他为我们算了这样一笔账：牛养得少，草长得就好，牛长得也壮，打草多买草料少，更不用雇人，每年卖牛犊就有40万元左右的毛收入，基本是纯赚。 

　　近些年，草畜平衡之道，已成为锡林郭勒盟“三牧”发展的主干道。2011年以来，全盟全面推行禁牧和草畜平衡制度，将全部2.7亿亩草场纳入补奖政策范围。此外，实施农区禁牧、沙地禁羊、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等制度。2017年，全盟牧业年度牲畜存栏较2016年减少170.5万头只，首次出现负增长。2018年，全盟牧草草群平均高度20.76厘米、盖度46%、干草产量每亩49.25公斤，均超过去年同期水平，草原生态恶化趋势得到有效控制。 

　　时至今日，草畜双承包责任制走过了36年的历程，锡林郭勒盟畜牧业也经历了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折射出内蒙古牧区在改革中的发展与变迁，也为畜牧业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经验。 

新型合作化 

为共同富裕开辟道路 

　　改革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内蒙古30多年的牧区改革，印证了这个道理。草畜双承包责任制赋予了牧民生产资料占有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为牧区振兴、牧业发展和牧民富裕打下了基础。但小牧经济也日渐成为“三牧”发展的一大瓶颈。如何在保障牧民权益的前提下改造小牧经济，实现标准化养殖、规模化经营，成为改革中面临的新课题。在锡林郭勒草原，牧业大户、新型合作组织、农牧业龙头企业等规模化经营主体，成为推动牧业现代化的主要力量。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锡林郭勒盟和全区各地一样陆续有牧民通过租赁草场寻求扩大经营规模，他们一步步发展为畜牧业大户，出租草场的则主要是经营不善或转移务工的牧民。 

　　苏尼特左旗查干哈达畜牧业专业合作社采取“合作社+贫困户”模式，以每亩6元的全旗最高价租赁贫困户草场，加上每亩3.1元的国家奖补金，贫困户每亩草场收入可达到9.1元。草场租赁期为8年，前4年合作社给牧户付现金，从第5年开始合作社给牧户用草场租赁费扶持购置基础母畜，既解决了贫困户看病、上学等大项基本支出，又让贫困户在第5年后有了一定的产业基础。 

　　进入新世纪，由牧民自发成立的新型合作组织，在锡林郭勒草原遍地生长。2017年6月，西乌旗白音华镇宝日胡舒、罕乌拉两个草场相连的嘎查6户牧民，共同拆除整整围了20年的网围栏，共用草场，组建了达旗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大家认为，规模化、现代化才是畜牧业发展的出路。”合作社社员巴音孟克说。成立之初，合作社的优势就显现出来：全体劳动力用2天时间完成了800只羔羊的剪毛工作，并租赁了夏营盘以便开展更大范围的轮牧，所有牲畜都戴上了可追溯耳标。现在，社员发展到9户，牲畜和其他生产资料全部入股统一经营，合作社成员承担放牧、管理、后勤、财务等工作，按月领取工资，到年底各户还能按入股份额进行分红。 

　　在新型合作化之路上，畜牧业龙头企业是重要的推手。从小在锡林浩特市白音锡勒牧场长大的何梅，是牧民家里走出的研究生，毕业后和老师同学合伙创办了锡林郭勒盟蒙之原牧业有限公司，专门经销当地的有机羊肉。2013年，何梅的公司牵头与白音锡勒牧场的7名牧民成立了锡林浩特市知牧牧民养殖专业合作社，带领27户社员发展有机肉羊，统一认证了13万亩天然有机草场，实行统一牧养、屠宰、加工和配送一站式经营模式。他们与锡林浩特市一家肉类加工企业合作，推出了属于自己的有机肉羊品牌，并将有机羊“赶”进了电商平台。2013年至2017年，合作社直接通过利益返还方式向牧户发放了107万元，入社牧民2016年户均增收近5000元，2017年增收近7000元。 

　　目前，全盟家庭牧场达到798家，规范化合作社达到735家。新型合作组织，“新”就新在以承包权为前提，使合作关系得以建立在平等、自主和互利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的合作形式，将广大牧民引向实现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牧区新气象 

为繁荣发展厚植基础 

　　进入新时代，牧区改革不断走向深入，呈现新气象。这一新气象，体现在牧区生产生活面貌上，也体现在牧民生活观念和经营理念上。为改善牧区生产生活条件，锡林郭勒盟重点实施了以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工程建设。特别是近年来，全盟针对在道路、通电、用水、通讯等方面还存在欠账的边远牧区，持续改善嘎查村基础设施条件，扩大覆盖范围、完善各项功能。通过建设水源井、发放家用改水提水设备等方式，解决了48万人、663万头只牲畜的饮水安全问题；在实现人口较集中嘎查村全部通网电的基础上，启动实施10670个牧户新能源电力升级工程；苏木乡镇、行政嘎查村全部通了沥青（水泥）路；全盟行政嘎查村12兆速率以上宽带覆盖率达到41.7%。 

　　如今，驱车行驶在锡林郭勒草原腹地，随处可见高耸的风车、平坦的道路；走进牧民的房舍，除了品尝奶茶，还可用手机连接WIFI，甚或用上带上下水的厕所。牧民的现代化生活令人艳羡，而活跃在新牧区广阔舞台上的80后、90后新生代牧民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曾经，父辈竭尽所能送他们到城里接受良好的教育；如今，他们回归故乡挑起牧区振兴的大梁，推动草原腹地与外面的大市场、大世界“同频共振”。 

　　点开正蓝旗百格利生态旅游牧场负责人呼和图嘎的手机微信，8个聊天群里竟有1100多名来自北京的客户。呼和图嘎既不养牛也不放羊，而是一位大名鼎鼎的“牧鸡人”，他在草原上放养的柴鸡名叫“草原飞鸡”。2007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在呼和图嘎的家乡成立了沙地生态研究站，在专家们的指导下，他尝试通过养鸡改善和恢复生态环境，并欣喜地看到了明显的生态效益：草地没有了牛羊啃食，鸡粪又补充了有机营养，曾经裸露的沙丘上长出了绿草，草场实现了生态良性循环。2017年，生意越做越大的呼和图嘎在北京租下一间冷库储存待售的草原特产，光“草原飞鸡”一项就收入112万元。 

　　而西乌珠穆沁旗浩勒图高勒镇脑干宝力格嘎查牧民达布希拉图，谈到由“牧人之家”带来的不菲收入，言语中难掩喜悦，“我家的蒙古包一个旅游季差不多就有十几万元的收入呢！”脑干宝力格嘎查曾获得“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称号，有27户牧民开起了“牧人之家”。如今，这里的牧区几乎家家蒙古包都安装了太阳能板，房屋边上竖起的风车劲头十足地迎风旋转。“你家有勒勒车，我家有奶食品，他家还可以骑马射箭，我们选择抱团经营、互通有无。”嘎查长巴图吉日嘎拉说。巴图吉日嘎拉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帮助父老乡亲们脱贫致富。 

　　乡村牧区振兴，首先是人才的振兴。在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新型牧民无疑是最积极的动力。他们心系草原，放眼世界，因为有了他们，草原的明天会更加繁荣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