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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的“荔枝”,是什么味道?

2025年06月20日 17:11 来源:实践杂志社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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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由内蒙古赤峰作家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长安的荔枝》热播,引发广泛关注。

  剧中,“荔枝使”李善德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拼尽全力,让很多人在现代职场中找到了映照,看到了自己。

  社交平台上,“大唐打工人绝地求生”“跨越千年的打工人生存指南”等话题持续发酵。

  从《风起陇西》到《显微镜下的大明》,从《太白金星有点烦》到《长安的荔枝》,看马伯庸的小说,那些历史褶皱中的小人物如此动人心弦,总能引发我们的情感共鸣。

  人们对他的小说啧啧称奇时,也时常加上一句:“这要是没上过十年班,绝对写不出这样的作品啊!”

  马伯庸的“荔枝”,是什么味道?为何让我们如此上头?

  02

  “文学鬼才”马伯庸,是怎样炼成的?

  从儿时开始,马伯庸就特别热衷阅读。家里有个大书架,放了各种书籍,他喜欢爬上去翻,翻到什么看什么,父母从不设限。马伯庸从小到大看过的书,都为他铺垫了今后走过的路。10年外企工作的经历,也让他对“职场打工人”的境遇感同身受。

  多年来,他以近乎严苛的方式进行着自我管理,如同上班一样践行早7点半写到下午5点的作息,以及每天写4000字这个雷打不动的铁律。

  他相信海明威所说:“写作没有捷径,你越写,就越懂写作。”

  剧中,“荔枝使”李善德从岭南转运荔枝到长安,用了11天;现实中,小说《长安的荔枝》的创作,也用了11天。

  其实在动笔前的11年里,马伯庸一直在积累唐代文化的资料素材。《长安的荔枝》可以说马伯庸是用11天写完的,也可以说是用11年写完的。

  “创作过程中,我在研究广东荔枝是怎么种的、怎么摘的、怎么保鲜的,几月份生长、几月份成熟等关于荔枝本身特性上花的时间最多。”

  2017年,马伯庸无意间读到一部地方志《绥远志略》,讲一个传教士用电影机向草原的牧民们传教。为了让整部小说力量浑厚,马伯庸特地回了趟老家内蒙古赤峰,搜罗那里的传统民间故事,找来关于清末的文献和论文,大到赤峰城的格局、官府的职位,小到当时报纸的名称,一一敲定,毫不含糊。

  每一个“一夜成名”,其实都是厚积薄发。

  03

  马伯庸的“荔枝”,散发的是生活本身的味道。

  如何将厚重的史实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文学故事呢?马伯庸认为,关键在于“烟火气”。

  他将自己的写作方式比作是“三明治”:写在上面的,是未被篡改的宏观史实;写在下面的,是基于考证和调研、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而得来的准确细节;中间的,则是小说的核心——有趣的人物和好的故事。

  他的作品《食南之徒》写的是一个汉代的“吃货”。马伯庸说:“因为我跟很多人一样是吃货,古人从苏东坡到袁枚都是吃货。写吃货的故事,一定会和现代人产生强烈的共鸣。”

  《长安的荔枝》同样是一个典型案例。

  一颗荔枝的转运,藏着大唐的驿站制度、官场规则、民生百态。这颗“荔枝”,剥开是甜,细品是涩,咽下去却是满满人间烟火气——原来古人的“苦中作乐”,和我们现代人的“累并快乐着”,都是生活最本真的味道。

  当古装剧不再高高在上讲述帝王将相的传奇,而是聚焦普通人“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的困境,那些跨越千年的无奈与坚韧,瞬间就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

  当满头白发的李善德站在长安城头回望那条血泪铺就的驿路时,他看清了,我们也看清了:真正的历史创造者不是那享用荔枝的人,而是运送荔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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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伯庸的“荔枝”,传递的是古今相通的奋斗哲学。

  《长安的荔枝》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小人物的乱世生存之道,也感受到了事在人为的热血奋斗。

  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岭南距离长安五千余里,面对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李善德决定放手一搏。

  “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在李善德身上,许多人看到了那个尽管普通,但始终努力、从未轻言放弃的自己。

  外卖小哥顶着暴雨穿梭街巷,白领在写字楼改方案到凌晨,销售员在商场中费尽口舌,他们都以平凡的奋斗,挑起人生的担子。

  就像电影《熔炉》所说的,“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

  把手头的事做好,把今天的小目标完成,把脚下的这一步踩稳。

  走着走着,路就清晰了!走着走着,力量就回来了!

  荔枝都能从岭南到长安,我们也能抵达自己的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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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长安的荔枝》以“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典故为引,将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化为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长安的荔枝》的爆火,再次印证了一个道理:观众想要的,始终是能照见自己生活、引发情感共振的好故事。

  在祖国正北方辽阔壮美的内蒙古大地上,从来不缺瓜瓞连绵的历史文脉,从来不缺“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奋斗故事,缺的是大胆的创意和高效的转化。 

  内蒙古的历史书写,同样可以尝试跳出“英雄史诗”或“民族风情”的刻板框架,转向更细腻的平民视角。

  比如,以旅蒙商号“大盛魁”的兴衰、走西口的山西移民与内蒙古牧民的互动改编的电视剧《大盛魁》《走西口》,都是以普通人的命运,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从而俘获观众、广受好评。

  讲好内蒙古故事、传播好北疆文化,从马伯庸的“荔枝”中,我们是否咂摸出别样的味道呢?
  
责任编辑:崔致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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