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凤英（1909-1941），原名云吉祥，又名德勒登道尔吉，1909年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旗保尔合少村（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合少镇保合少村）的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他出生时家境殷实，三世同堂。然而好景不长，分家后因天灾人祸和经营不善家道中落。12岁时父亲突然病逝，三年后母亲离世，大姐、二姐先后出嫁，只剩下高凤英与三姐及年幼的弟弟相依为命，被三叔收养。
17岁时，高凤英已成长为一名赶车能手。1929年，绥远地区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庄稼颗粒无收，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现实让高凤英开始思考世道的不公。正是在这一年秋末，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高凤英的堂姐夫佛鼎是早期中共党员，曾留学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务学校和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29年秋末，佛鼎与乌兰夫等同志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开展地下工作。在佛鼎的引导下，高凤英第一次接触”剥削”“压迫”“革命”等概念，了解到苏联人民的生活状况。佛鼎耐心向他解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以及各民族共同受压迫的现实，使他朴素的阶级感情逐渐升华为自觉革命意识。
1929年，在佛鼎介绍下，高凤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利用赶马车的便利条件成为中共西蒙工委交通员。1930年4月，为充实革命力量，高凤英与春和（高布泽博）、贾力更、毕力格巴图尔等蒙古族青年，在佛鼎带领下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务学校学习。
在乌兰巴托，高凤英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苏联革命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课程，并掌握了开展武装斗争所需的军事技能。
1935年春天，党组织派遣高凤英回国开展地下工作。他与战友毕力格巴图尔在归绥（今呼和浩特）旧城北门外的和合桥附近开设杂货铺，在城南柴火市经营肉铺，以此为掩护建立地下联络点，接应地下工作人员并负责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络工作。期间，他还与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吉雅泰密切配合，搜集了大量日伪军事情报。“高凤英”这一化名就是从此时开始使用。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家口、大同、归绥相继沦陷。危急关头，中共党员杨植霖与刘洪雄决定迅速组建抗日武装。高凤英受命潜入归绥城，执行策动伪军反正的任务。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他以“大青山抗日总司令部”的名义成功策动一排伪军反正，并将这支队伍带到大青山哈拉沁沟魏家窑一带进行整编，开展抗日游击活动。
1938年6月，杨植霖在家乡归绥城西什报气村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同时争取到当地大户张有聚带20余人加入，亮出“抗日团”旗帜。与此同时，高凤英也在藤家营发动农民组建了游击队。不久，两支武装合并为“蒙汉抗日游击队”，张有聚任队长，杨植霖任参谋长，高凤英负责政治工作。这支队伍以大青山为依托，活动于平绥铁路沿线及归绥、武川公路两侧，在日伪统治中心附近打下了一颗钉子。
1938年10月，蒙汉抗日游击队与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在归绥城东北面铺窑子会师。此后，高凤英留在归绥附近从事情报工作，1939年又调至归武边区动员委员会开展群众抗日救亡活动。
作为游击队领导者，高凤英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革命意志。他善于与当地蒙古族群众沟通，对俘虏的伪军士兵进行教育，劝诫他们“枪口对外，不要给敌人做帮凶，要有中国人的骨气和良心”。1938年春，高凤英在进城为部队寻找武器配件时，因身份被怀疑而被捕。他顶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咬定“我是庄户人”，没有暴露身份，敌人只好将他释放。
1940年秋，高凤英奉命调回绥西，接替李森担任游击队队长。冬季，他与游击队党支部书记毛汉英、指导员徐秉智两位老红军一起，对游击队进行了严格的军政训练。1941年2月20日晚，高凤英率蒙古抗日游击队与和林格尔游击队协同作战，成功打击了和林格尔陈家一间房子伪“自卫团”。同年秋，他指挥游击队在归绥西南郊后营子和耿家营子夺取日军军马百余匹，极大增强了部队的机动能力。
1941年下半年，随着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形势日趋严峻，高凤英率领蒙古抗日游击队承担起掩护绥察区党委、绥察行署及绥西地委专署领导机关的重任，经常活动在大青山万家沟一带。
1941年10月27日，高凤英与绥察区党委社会部长王聚德带领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员，在万家沟小火烧游击队营地宿营。由于叛徒告密，日军出动12辆汽车满载兵力秘密包围了营地。次日凌晨，敌人以猛烈火力袭击游击队窑洞。高凤英临危不惧，沉着指挥反击，但因敌众我寡、地势不利，除事先出洞下沟的两人脱险外，高凤英与王聚德等12人在激战中壮烈牺牲。
2015年8月24日，国家民政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公布高凤英为全国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之一。今天，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合少镇保合少村，人们仍然传颂着这位民族英雄的故事，他的革命精神继续激励着后人。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