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有常，中华泱泱。山河交融，文明生长。
连绵不绝的中华文明，以长江文明、黄河文明、西辽河史前文明为三大源头。红山文化，就是西辽河史前文明的辉煌代表。
走近红山文化，我们带着敬畏与骄傲，去寻找刻在中华民族骨子里的基因和血脉之源，去见证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之路。
何谓“红山”？
红山，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山体岩石呈赭红色，赤峰市、红山区都因此山得名。
赤峰市是中国田野考古工作开展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
1930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到赤峰开展考古调查工作，发现多处文化遗存，揭开了中国学者在赤峰地区科学考古的序幕。
1954年，考古学家尹达先生根据梁思永先生的建议，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正式提出“红山文化”。
自此，红山这座山，赤峰这座城，无比荣幸地获得了脚下这片分布范围远超赤峰市域的文化遗址群的“冠名权”。
当然，作为红山文化命名地的赤峰市，无愧于此殊荣。目前，全市已发现红山文化时期遗址725处，涵盖红山文化孕育、形成、发展、兴盛的全过程。
作为一个整体的红山文化，学术界普遍认可是一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于燕山以北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流域，即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和辽宁省西部地区，分布面积达20多万平方公里，已发现各类遗址近2000处，距今约6500年至5000年，延续时间约1500年。
这些遗址，如漫天星斗，汇聚成中国北方最具盛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辉映祖国北疆，愈发光芒闪耀！
然而，在其分布的这片土地上，红山文化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只是一个中间“节点”。
以赤峰市为例，当地已知各类文化遗址遗迹的总数是7340处，远超上述红山文化时期遗址数量。
距今约8200年至7200年的兴隆洼文化，以及距今约7000年至6400年的赵宝沟文化，被认为是红山文化的重要源头——兴隆洼、赵宝沟这两个地方，都位于赤峰市敖汉旗。
比红山文化更晚的，还有夏家店文化——夏家店是赤峰市松山区的一个自然村的名字。夏家店文化按埋藏深度分为上下两个文化层，下层距今约4000年至2500年，上层距今约3000年至2300年。
逝者如斯夫！
旧时代埋没，新时代勃发，一层又一层，埋在地表下。不同时代之间、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变迁了什么，碰撞了什么，传承了什么？远古时代，是不是也有周期律，是不是也有大变局？
疑窦种种，引人遐思。
“龙”的故乡
如果找一件文物作为红山文化的象征符号，那一定是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碧玉龙。
翁牛特旗赛沁塔拉村，文冠树林之中，掩映着一块刻有“碧玉龙出土地”的石碑。1971年8月，村民张凤祥像往日一样挥锄劳作，无意间挖出了碧玉龙这件尘封数千年的国宝。
碧玉龙高26厘米，由猪头、马鬃、蛇身组成，呈“C”字形卷曲，背部有对穿单孔，以绳系孔悬持，头尾处于水平状态，其制作年代不晚于距今5000年。
继碧玉龙之后，翁牛特旗又出土了另一件红山文化瑰宝——黄玉龙。较之碧玉龙，黄玉龙形制相似，但选料更为上乘，同为红山文化玉器精品。碧玉龙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黄玉龙则留在自己的故乡，成为翁牛特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崇龙尚玉”是红山文化的重要表征。龙的形象，作为红山文化先民极具想象力的艺术创造，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构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有力见证。
以碧玉龙和黄玉龙为代表，红山文化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
2024年9月22日，中华文明的璀璨星辰——“红山文化”命名70周年研讨会在赤峰召开。研讨会上，敖汉旗元宝山红山文化积石冢发掘情况首次公布。该遗址一次性出土了百余件红山文化玉器，基本涵盖了红山文化玉石器的大部分类型，其中一件玉龙，长15.8厘米、宽9.5厘米、厚3厘米，是目前我国考古发掘出土的体量最大的红山文化玉龙。
据考证，赤峰地区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原料来源不是当地，而是辽宁岫岩。遥远的玉石辗转千里，被红山先民打磨成精美玉器，文化就这样在此地交流汇聚。
不仅是玉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出土的红山文化彩陶罐，绘有来自渭河流域的玫瑰花、中亚的菱形方格纹和红山本土的龙纹等图案，同样是多个考古学文化不远千里碰撞融合的力证。
技术的娴熟与艺术的成熟，让红山文化先民的生活有了新的色彩，大量出土的石器、陶器、玉器遗物，种类齐全的石制生产工具，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高度发达的制玉工艺，代表了红山文化先民的灿烂艺术成就，无声地诉说着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遥想当年，华夏肇始，红山文化先民的呼喊与咏唱，汇聚成中华大地上的第一声龙吟，响彻历史长河！
“禾”生文明
没来过内蒙古的你，是不是以为，“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农耕的历史比中原地区晚得多？
那就来敖汉旗小米博物馆看一看吧——展柜里，一只残破的陶碗盛着一些碳化成黑色的小米，这些小米出土于2002年，经碳-14鉴定，属于约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时代。
这些展出的小米，比中欧地区发现的谷子早约2700年，比河北省磁山遗址出土的粟的遗存早约500年。
今天的赤峰人，端起一碗金黄的小米饭，夹起一块酥脆的小米锅巴，都会自豪地说：“我们赤峰8000年前就产小米！”
在赤峰市的各个博物馆，你能看到令人目不暇接的远古时期生产工具：打磨精细的石斧、桂叶形双孔石刀、三角形平底的石簇，还有大量的石耜和磨盘磨棒……从出土的工具看出，随着时间推移，耕作技术越来越先进，种植规模越来越大，这是红山先民从事农耕最有说服力的实物证明。
一把8000年前的小米，折射出从渔猎到耕种的过渡。随着农耕生产方式的出现和逐步发展，定居生活方式和大型聚落应运而生。
兴隆洼文化遗址，是我国东北地区与内蒙古东部已知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为丰富的史前人类聚落。聚落外侧为环壕，内侧是成排分布的半地穴式房址，布局规整，秩序井然，显然是经统一规划营建而成。
属于红山文化时期、位于红山区文钟镇的魏家窝铺遗址，则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处完整聚落，2009年至2012年累计发掘房址114处、灰坑219处、壕沟3条、灶址15座，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角蚌器以及动物骨骼等遗存。
刚刚公诸于世的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遗址，其北部为圆形积石冢，冢墙为层层内收的六至七层台阶状墙体，外圈冢界墙由东西两侧向南延伸时形成直墙，在南部围成方坛，是内蒙古地区首次发现的南方北圆、南坛北冢的墓葬兼祭祀为一体的建筑遗存。
这些再现于世人面前的大型聚落，成为当时社会发生飞跃性变化的有力佐证。
一把8000年前的小米，折射出从文化到文明的演进。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为个体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提供了土壤，父权、阶级、国家由此发端。
在这里，让我们对照一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的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农业生产发展；手工业取得显著进步；出现城市；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日益严重；出现礼器和礼制；社会形成金字塔式结构；血缘关系仍然保留，形成族邑……
可见，以上标准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其内核在于私有制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确立。
例如红山文化晚期，就是文化演进为古国文明的典型——以坛、寺、冢为代表的超大型埋葬祭祀中心，以玉器为表征的社会分层结构，这些都标志着红山文明正式形成。
随着文明的形成，或者说，随着私有制成为社会制度，人类社会前所未有地复杂起来。从安土重迁的执守，到天下为私的野望，再到宁有种乎的怒吼，终到共产大同的实践……这历史舞台上的跌宕起伏，究竟发端于什么？
有没有可能，人类最早种植谷物的原野，曾诞生了人类最早的文明？
探源不止
红山文化考古，如果从1921年沙锅屯遗址发掘算起，至今已经超过100年了。
代际耕耘，薪火永续。红山文化研究倾注了几代中国考古学者的智慧和汗水。百年间，一代代考古人怀揣着对历史和祖先的敬畏，一直试图用考古材料印证传说记载，补充古史缺失。
以梁思永、尹达、苏秉琦、张忠培、严文明、郭大顺等为代表的我国考古学家，筚路蓝缕，披沙拣金，在红山文化的命名、年代、社会结构、文明起源等重大学术课题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
自红山文化命名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调查和发掘了西水泉、蜘蛛山、四棱山、胡头沟、东山嘴、牛河梁、那斯台、小东山、兴隆沟、草帽山、魏家窝铺、田家沟、半拉山、马鞍桥山、彩陶坡、敖汉旗元宝山等一系列遗址。
一张张图纸、一帧帧影像、一幅幅拓片、一个个文字、一篇篇文章、一部部著作，汇集成红山文化发现和研究的累累硕果。
文化遗址的保护传承是守护民族根脉的重要任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新征程上，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文化瑰宝，正在成为祖国北疆各族干部群众的共识和使命——
2012年，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魏家窝铺遗址与辽宁省牛河梁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两地以此为契机联合推进红山文化申遗工作。
2021年，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入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将牛河梁遗址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存定为古国第一阶段代表，将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推进至距今5800年前后，进一步肯定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源头性地位。
2023年，赤峰市全面启动赤峰境内红山文化遗址再调查工作，遴选有价值红山文化遗址。松山区彩陶坡遗址出土龙形蚌饰，初步断定为红山文化早期文物，填补了红山文化早期龙形象的空白。
红山文化百年考古，让我们祖先鲜为人知的奋斗史，重新绽放绚丽的光芒，照亮了中华儿女今天的长征之路。古老的红山文化，正在成为“华夏大地何以中国，中华民族何以伟大，中华文化何以不朽”的鲜明注解和有力回答。
先民留给我们的谜题还有太多太多。也许，他们比我们目前认为的还要了不起，也许，他们还有我们尚未发现的傲人遗存……
时至今日，红山文化的发掘与研究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纵使困难再多，考古人仍然充满信心。这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中华文明探源的脚步，不会停止。
（实践全媒体记者 高旭天）
